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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中国1974谁触动了棋艺复苏之弦?

         十年“文革,”对于中国名胜古迹、文物古董特别是传统文化来说,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。“文革”中有一个喊得很凶的口号,叫“破四旧”。所谓“四旧”,指的是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,在这个包罗万象的“旧”的大箩筐中,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其中棋类活动也难逃厄运:棋队被解散,棋手被下放到工厂,包括象棋、围棋和国际象棋在内的所有棋种被扣上了“封、资、修”帽子打入了冷宫,街头巷尾、厂矿学校再难看到纹枰对弈、捉对厮杀的场景了……
          然而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中国大地棋艺的坚冰开始融化,从专业队下放到工厂、学校的陈祖德、王汝南、华以刚、吴玉林,棋艺超群但身为工人的谭炎午、臧如意、傅光明,对棋执著但还在农村插队的何连生、柳大华们看到了棋艺复苏的希望,高瞻远瞩的他们在别人忙于帮派争斗、打打杀杀的时候精钻棋艺,加紧“磨刀”,或力保前朝成果,或着眼于未来,努力打拼新天地……
         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中国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棋有利的事情?
          不久前,记者一次向棋界元老董齐亮老人请教时,董老欣然为记者讲起“文革”期间棋艺复苏的一些情况……

      文革前的棋类活动
      奠定了他在棋界的地位
          记者认为,董齐亮董老在1974年中国棋艺复苏中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推动作用,所以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职位和他在棋界的地位。
          董老今年78岁,十年前从中国最高智囊机构—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信息研究部部长(正局级,同时还兼任工会主席)岗位上退居二线,之后,又受聘于上海某机构,4年后卸职回京。董老当年有“四高”之誉。“四高”者,一曰“棋高”,二曰“牌高”(桥牌高手),三曰学术级别高(教授级研究员),四曰行政职务高(正局)。他的职位使他后来有了和中央高层接触的机会。
          董老说,1954年,他刚从上海调到北京,就接到张雄飞的电话,约他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表演象棋。张雄飞,1913生,安徽芜湖人,是著名象棋活动家、理论家,一生致力于象棋古谱的搜集和研究,对《竹香斋象戏谱》研究尤深,曾就该谱中有争议的十六局写成《竹香商兑》,于1947年始陆续发表于上海《联合日报》、《现代象棋谱》等报刊。
          那天,按棋艺组组长张雄飞的安排,董齐亮与北京名将杨长生对阵,董老笑称“侥幸”获胜。从那时起,工作之余,他经常与张雄飞等人一起在文化宫棋艺组活动,为北京的象棋发展勤恳工作。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,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,离开之前推荐董老任教。董老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,直到“文革”开始,少年宫停课。十年间,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,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。
          董老说,张雄飞是国民党的老党员,解放前是南京市的邮电局局长,1950年后在北京邮电部门工作,张雄飞拥护中国共产党,会六七种外语,古文功底深厚,对象棋非常热爱,他爱下棋,但漏洞太多,与人下棋,走错了又不肯悔棋,所以一盘棋很快就走完了,就没的下了。张雄飞的名望不在下棋上,而是在象棋理论和社会活动上,在这两个方面很有建树,1958年调至国家体委,曾多次主持筹办全国性象棋比赛,在棋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。张雄飞对劳动人民文化宫非常有感情,他向有关方面建议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棋类比赛(1959年)和第五届全国棋类锦标赛(1960年)在文化宫举办,被采纳并举办之后,奠定了文化宫在北京乃至全国棋界的地位。董老说,张雄飞一直参与、领导文化宫的棋艺活动,直至1962年因脑血管疾病去世。
          董老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,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;1960年,“旷世棋王”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,正呈上升势头,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,后来,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老时说:“在全国比赛中,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。”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。
          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,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。
          董老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。据《中国象棋年鉴》1990年版记载:另三位是陈松顺、刘国斌和季本涵。
          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,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当时,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,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、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,这些人既要有文化,又得是内行,这样,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《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由于象棋人口众多,分布广泛,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,如“打几还几”、“长将”、“长捉”、“长拦”等,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、争执,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,尽可能地缩小分歧,经过紧张劳动,新中国首个《象棋竞赛规则》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。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(裁判长为谢侠逊)起,董齐亮在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。他熟悉棋规,执法公正,有权威,有威信,多次化解桌上纠纷。
          正是由于董老德高望重,与文化宫有渊源,这是他后来推动中国棋艺复苏的资本。(未完待续)
          题图:上世纪七十年代,文化宫棋艺复苏后的盛况。
      午报记者 张 展 文
          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图

      (下)------2006-06-09 ----劳动午报-弈周刊  
      劳动人民文化宫
      曾是首都棋艺活动的摇篮
          天安门旁的太庙,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,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祖的宗庙,占地14万平方米,是紫禁城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经周恩来总理提议,政务院批准,太庙被开辟为“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”,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了匾额,从此,这里就成了首都职工的学校和乐园,培养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专家和骨干,而从1953年开始,这里更成为北京主要的棋类活动场所之一,时间持续了12年之久,直至“文革”开始……
          据《北京志》记载,董齐亮与张雄飞、张德魁、侯玉山、谢小然、杨长生、徐家亮、刘文哲、宋景岱(以上为象棋)、过惕生、金亚贤、崔云趾、张福四(以上为围棋)等人都是文化宫棋类活动的骨干,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人,从1953年到1965年,共开展棋艺活动1487次,参加者391172人次,造就了一批出色棋手,引起国家领导人陈毅、贺龙的关注。1960年6月28日,陈毅和贺龙在北京饭店接见中日棋手,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率领棋艺组参加,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。
          劳动人民文化宫棋艺组的活动经过报道,引起外地一些棋类组织的注意,他们邀请棋艺组到他们那里比赛、交流,文化宫象棋手组队到天津、唐山、石家庄、沈阳、哈尔滨等地出访,由于他们棋艺一流(战胜过沈阳一流棋手、后来成为象棋大师的孟立国),又注重棋风,所以所到之处备受欢迎,让外省同行了解了首都职工的精神风貌,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          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类活动在北京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据记载,在1960年的全国棋类锦标赛参赛棋手中,北京代表团的7人里有5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;在1962年北京市体委主办的中国象棋等级赛中有412名棋手参加,而这412名棋手中有275名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,占66.7%;在这次比赛中获得特级棋手级别的48人中,有32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,占66%,在8名甲级棋手中,有5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,占66.2%,从这组数字中,人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文化宫棋类活动在五六十年代的火爆与辉煌。
          然而,1966年,“文革”开始后,劳动人民文化宫包括棋类在内的一切文体活动全部停止,只有8个“样板戏”响彻在红墙内外,作为国粹的围棋、象棋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,无寻觅处。

      中国棋艺复苏
     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
         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棋艺复苏是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的。
          从1968年开始,“五?七干校”席卷中国。1970年,在纺织工业部供职的董老与许多老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。董老所在干校在湖北宜昌,条件虽然比较艰苦,但环境相对比较宽松。董老有许多爱好,唱京戏、打乒乓球,打桥牌,但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象棋。当时,象棋、围棋、国际象棋被认为是“四旧”,是“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产物,是地主老财、资产阶级的玩物,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触动它们。董老认为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,是前人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,不但不应该划归在“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之列,反而应该加以提倡,使其发挥利于人类思维、丰富社会生活的作用。
          基于这样的想法,1972年,董老工作之余,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与棋有关的书籍与资料,从中摘抄出了马克思、列宁等人下棋的故事及其对棋的论述,和当时的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、董必武是怎样下棋的,解放区举行过怎样的象棋比赛,谁是冠军,谁是亚军,谁的影响大,谁的棋力好,等等,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资料,油印成文,编辑成册,分发给周围的“革命同志”、有关单位。这本册子的特点是利用“利用革命领袖为棋艺翻案”,棋几乎成为无产阶级“枪杆子”、“笔杆子”之外的第三种武器。
          这本领袖与棋的册子问世之后马上有了回音,一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文化宫的负责人找上门来,说这本册子非常好,他们可以印刷、出版它。在董老的帮助下,小册子很快就印刷成书,印了1000余本,他们送给了董老一些。这个版本比较正规,董老说:“早些年我手上有好几本,这个版本现在还应该找得到。”
          另一个回音来自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。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接到董老寄来的册子之后,拿给“军代表”看,他们看有那么多“红色人物”喜爱棋,就统一了认识,认为棋不是“四旧”,是可以下的,是可以进行表演的。那位副主任从“军代表”处领了任务,给董老写信,请董老给“上面”写一个报告,要求恢复文化宫的棋艺活动。董老回信说,因为文化宫要恢复棋艺活动,所以这个报告得你们写,我可以支持你们。于是,文化宫就打了一个非常革命化的请求棋艺活动的报告,送上去之后,报告很快被批准。
          当时据传,周恩来总理对恢复棋类活动作有具体指示,这些“指示”在棋迷中迅速传播,使总理的“亲民”形象进一步强化,记者揣测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,顶寒风去天安门吊唁的万千民众中必有为数不少的棋迷。
          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,在全国上下还在大搞“阶级斗争”、处处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时候,在首都北京,在紧挨着被誉为“祖国心脏”天安门的旁边,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红墙之内,在森森宫殿外,在参天古松下,来自北京各处的已经经历了一场特大劫难的下棋人再次聚集,重拾扔了六七年的棋艺。何连生,这位曾任云南象棋队教练的象棋大师对记者说,1973年时,他已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数年,西双版纳经济落后,消息闭塞,那年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,这时他接到北京棋友的来信,告诉他北京已经恢复棋类活动,不久还要搞全国赛。何连生备受鼓舞,从此换个人儿一般,重拾旧艺,四下练棋,以至后来以棋扬名,吃上了棋饭。此番棋艺复苏,相信受益者不止何连生一人。
          棋界元老刘国斌讲述1973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次棋赛时说:“文化宫劳动剧场能容5000人,那次比赛下棋的、看棋的把剧场挤得满满的,另外还有5000多人聚在剧场外,等剧场里面的消息,议论里面的比赛……”
          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,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游园活动中,破天荒地举办了象棋表演赛,由著名棋艺家徐家亮担当裁判,由北京著名棋手臧如意对傅光明,挂大棋盘公开表演,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到场观看。反映这一场景的电影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之后,引起强烈反响,对于全国棋迷、棋艺工作者来说,这是一个信号,表明中央已经允许棋艺活动公开登台亮相了!于是,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成都等地相继举办棋赛,许多地方招回旧将,重建棋队,大张旗鼓地开展棋艺活动。
          1974年夏天,自“文革”以来停顿了7年的全国棋类比赛在四川成都举行,比赛历时一个月,在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,标志着棋类活动正式登上了全国大舞台。
          谈及这段往事,董老说:“我编写的那本册子(在1974年棋艺复苏中)起了一些作用,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……”当时的中国,活跃在文体领域的只有8个样板戏,人民精神生活的单一化已经到了极点,急需其它文体种类、形式来滋润、调节,棋类此时被推上前台可谓应运而来,大概基于此,董老随后说:“这里面不是我个人的作用问题,而是时代需要的问题。”
          时光荏苒,世事沧桑,十年“文革”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,如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已是子敛枰收,棋踪难觅,但她的历史作用永远烨烨生辉,特别是在百业凋敝、百姓无聊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率先倡弈兴棋,其历史地位与其地理位置一样突出、耀眼,永难磨灭。
          那时那里是棋迷的劳动人民文化宫,是董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。(全文完)

      重庆市·重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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